近年，美国知名实验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推出了他的新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作者在书中以其严谨多维的论证方式描绘出一幅宏大的叙事画卷，通过对人类暴力发展史的细致分析，大胆提出：我们正生活在最和平的时代，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是暴力逐步减少，在未来人类很有可能将继续长期生活在和平的曙光下。

以下简单分享一下其在书中提出的大众媒体在减少暴力中的历史作用这一观点。

17 世纪开始有组织的暴力活动逐步退出人类舞台，人们似乎越来越无法忍受施以在同胞身上的酷刑。不仅如此，进入20 世纪，人类开始践行先贤们关于人类权利及平等的理想，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权利等人权概念逐一登场，继人道主义革命后的权利革命最终塑造了当今世界。

追根溯源，这一轮浪潮的起点到底在哪里呢？是什么让人类变得富有同情心并开始树立权利意识呢？

首先，人道主义思想主要被垄断在知识精英手中，所谓的科学精神及人道价值一直被束之高阁，这类思想仅仅是精英阶层为满足精神生活的消遣。在漫长时间内人道主义观念一直受限于高额的传播成本和单一的传播渠道，几乎没有对整个社会产生任何积极影响。

其次，我们不得不来深入理解人脑处理信息的思维模式。“人类的头脑擅长将一个复杂的思想打包，并将它与其他的思想一起装配成更复杂的组合，再将这个组合打包，做成更大的装置，然后再结合更多的其他思想，层出不穷。”如果没有多维的信息渠道和足够的信息量，思想本身会变得狭隘甚至异化。当人脑由于信息匮乏使得正向的理性思维变得极其困难时，单纯获取暴力快感的兽性需求就会大举反扑，信息越少大脑就越倾向于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信息整合到一起，形成单一且粗暴的观念。

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丰富的精神资源和多元的信息渠道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奢侈品，而人脑的运作系统却会不断地捕捉周遭环境的片段及信息，进行打包－复制－整合－发酵。这一过程的演化结果必然导致人的行为倾向于极端和残忍。以欧洲残杀“女巫”为例，中世纪的欧洲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大众可以从《圣经》中同时捕捉到女巫和天使的信息片段，在没有其他信息填补的前提下，现实环境中大脑很难有足够的材料去酝酿出天使的意向，相反，会不自觉地把女巫和邻居家“略显轻薄的妇人”掺杂在一起，这样一来，距离大家把这个无辜的农妇送到火刑柱上也就不远了。

知识被精英垄断，同时社会环境中的信息资源及信息渠道极端匮乏；人脑的运作机制又使人类必须源源不断获取信息来做处理。这两种内外作用的合力，导致人类社会长时间内不但无法孕育出普世的同情心，而且还以虐杀为乐。因此改变人类社会的扭曲观念，并掀起人道主义革命就必须以信息传播方式的进步为前提。

大众媒介崛起：第三轮暴力衰退及权利革命

人类的同情心，在早期是建立在血缘及感情关切之上的，文明进程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利益关切并没有激发人类同情心的扩展。在最近的三百年内人类逐步开始废除有组织暴力——酷刑、死刑及奴隶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是因为人类学会了同等看待每个人的生命价值，甚至提高了对陌生人的价值评判。从17 世纪开始，随着印刷术在欧洲的普及，低效昂贵的手抄羊皮卷开始被廉价的印刷小册子所取代，原本被教会垄断的知识开始向大众拓展。到19 世纪初，欧洲绝大部分地区（除俄国）的普通公民都可以开始读写。

同时这一时期欧洲诞生了一批影响后世的大思想家：牛顿、大卫·休谟、笛卡尔、卢梭、伏尔泰、康德……这些知识精英借由印刷术掀起的“阅读革命”把禁锢在教会学院和贵族沙龙的启蒙思想传播到了更广的民众那里。透过阅读、戏剧等新的信息传播形式，民众扩展了个人视野，并学会分享体会他人情感。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新物种诞生了——这就是大众媒介。从最早的报纸、刊物到后来的广播、电视……人类每天获取的信息量从17 世纪后开始就以几何倍数增长，信息渠道也越来越多元。“接受别人的观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成见。有了对自我的意识，才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提问，质疑旧俗和常规是否能够改变。”

在18 世纪，当人道主义革命曙光开始在欧洲地平线闪耀时，正是欧洲书信体小说的全盛时期。这种题材，使每个主人公的情感实时展现给读者，类似当代的真人秀，从而激发了读者的情感体验。这其中的佼佼者正是卢梭的《新爱洛依丝》，这部小说讲述了一场贵族小姐与家庭教师之间的禁忌爱情，让无数成年大男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以这类书信体小说为代表的新文学，横扫了欧洲贵族社会的压抑与禁欲的风气，开启了浪漫主义新风尚。更重要的是，这种立体全面的信息传播方式，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大交换，刺激了人脑本身就具有的移情能力。以移情而导致的情感共鸣为基础，人类的同情心圈子开始扩大，开始从心理层面反抗酷刑和践踏人权。

大众媒介的崛起是推动人道主义革命及权利革命的最重要动因。从17 世纪开始至当代，大众媒介的传播渠道从平面的报纸、书刊到近现代的电影、电视及互联网平台，信息量的增大，信息渠道的多元，给每个人提供了交叉多元的信息参考。训练了内心移情能力的同时，也引导人类主动去推动社会进步。

在人道主义革命时期，我们会看到《汤姆叔叔的小屋》推动美国废奴运动达到高潮；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让人们读到了孤儿院对孩子的虐待。大众媒介首先为废除酷刑及奴隶制提供了舆论阵地，使更多人开始从心理上树立反对虐杀及奴役人的道德责任感，进而推动人们从行动上践行人道。透过“人类暴力日记”，我们已经了解到世界主流大国废除酷刑及奴隶制的时间，而到二战结束后，人道主义革命才开始在全球掀起浪潮。到二十世纪末，合法的奴隶制已经完全消失，死刑已经被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在中世纪普遍存在的迷信杀戮也早已被丢进了历史垃圾堆。

继人道主义革命后，从20 世纪中期持续到当代的权利革命，同样也要归功于大众媒体的进一步发展。透过电视公开演讲，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民权领袖开始让更多人加入到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上来，从而为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争得民权平等；媒体记者追踪并报道妇女和儿童遭受的家庭暴力，为确立女权及儿童人身的保护机制提供了舆论平台；直到当代，因为互联网等新媒体在人们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同性恋平权有了更多表达观点的渠道，并正在让大众逐步接受同性恋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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